由武汉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办的“中部崛起与中国500强企业论坛”于6月30日在湖北武汉举行。 辜胜阻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创新是中部崛起的战略基点》的演讲。

辜教授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布局和发展基本态势主要可概括为“四个板块”和“三大经济圈”。四个板块为西部开发、东北转型、东部领跑和中部崛起，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三大经济圈，即“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在“四个板块”中，西部开发国家投入巨大，东北转型方兴未艾，东部领跑不断呈现出新的亮点。而从2004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崛起”到今年“中部崛起”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崛起”已经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将逐步走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典范。在这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都已超出了行政区划，形成了跨省（市）都市圈。“珠三角”经济圈是一种在广东一省境内，以广州和深圳等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为龙头，带动周边其他城市共同发展的模式，二十多年来，城市圈发育已经走向成熟。从这三大城市圈的基本特征来看看，武汉“1+8”城市圈更类似于“珠三角”城市圈模式。目前，相对于这三大经济圈，武汉城市圈的经济规模和整合程度还存在不小差距，但是武汉城市圈近年来发展迅猛，未来必将成为“中部崛起”最重要推动引擎之一。

当前，我国中部地区发展存在四个明显弱势。第一，外向度较低。有统计显示，2003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进出口额分别为3597.5美元、8777.0美元和1784.9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129.9美元；“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出口额分别为14966.79、4663.04和620.90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66.18美元；“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336.18、544.06和81.00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64.99美元。从统计数据来看，中部地区在经济外向度上差距明显。第二，市场化程度不高。非公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构成水平是衡量经济市场化水平的两大核心指标。其中，中部省份的工业总产值民营比重和工业增加值民营比重两项指标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且有的地区已经被西部部分省份赶上或超越；从私营企业的平均户数、平均注册资本、平均投资者和平均雇工等指标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也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与其他省（市）相比，在中部各省的资本构成比率中，国有资本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数据显示，2005年湖北省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总额的52.9%，而同期江苏、广东和北京的比率分别仅为17.8%、31.7%和19.7%。不仅如此，中部地区的市场环境建设也不够理想，经济发展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作为支撑和保障，对区域内企业发展和外资引进都带来不小障碍。第三，高新化程度不够。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特征，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在经济贡献中所占比重不高。第四，内陆观念强。在强调创新进取、务实守信和合作多赢的现代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中部地区相对保守的内陆观念文化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还需要看到中部地区所具备的优势。第一，成本优势。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将中部地区部分典型城市市区工资水平与东部、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部分典型城市市区工资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总体水平偏低。第二，产业基础。尤其是在能源原材料、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旅游产业等领域，中部地区产业基础雄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如长沙、株洲、湘潭是湖南的“金三角”；沿京九铁路布局的昌九工业走廊是江西省加工制造业基地和引进外资的主要平台。中原城市群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战略和武汉城市经济圈战略已经成为武汉实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武汉已经具有了相对完整成熟的传统产业体系和现代高技术产业集群，包括以光电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沿长江的“宜昌—武汉—黄石”高新技术产业带，沿汉江的“十堰—襄樊—武汉”汽车工业走廊。不仅如此，武汉还具备良好的产业配套以及较为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第三，资源禀赋。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如山西、河南的煤炭资源，湖北的水电资源和江西的有色金属资源在全国都排在前列。同时，中部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科教中心和智力密集区，人力资源充沛。如在长江中游地区仅武汉就拥有35所普通高校、7所“211”工程建设大学，736家科研院所、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45万专业科技人才，中原城市群拥有448个硕士学位授予点、35个博士学位授予点、2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7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15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6家中央及省级科研院所。第四，区位优势。 目前在中部地区以武汉城市群为核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和以中原城市群为核心的黄河中游经济圈已初显规模，两大经济圈分别位于国家一级重点开发轴线（长江）和二级重点开发轴线（京广线、黄河）的交汇处，市场辐射力度显著；处于沿海经济板块与内陆经济板块交汇的枢纽，是产业与技术推移的中转站和支撑点；处于沿海技术优势和边远内地资源优势两个反向梯度的交汇处，起梯度性过渡和对接作用。

辜教授认为，创新是“中部崛起”的战略基点。当前，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创新可以实现优势嫁接，整合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提升区域竞争力。从创新战略的角度而言，政府需要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的创新，企业需要实现经营管理战略的创新，社会则需要实现区域经济文化的创新。

国家发展战略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实现都市圈层化。“中部崛起”并不是指同时一起崛起，而是应先推动部分核心城市，再由核心城市带动所在城市圈率先崛起，应当以都市圈层化作为“中部崛起”的增长轴。未来需要在中部地区构建以市场主导、优势整合、分工协作为指导思想的都市圈层化格局，重视城市圈之间的呼应协调，最终形成以武汉城市群为核心，以长沙、南昌为支点的长江中游经济圈，以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中原城市群为基础形成黄河中游经济圈。

二是在中观的层面，实现产业集群化。在中部地区要实现从“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形成以区域协调，有机聚合，分工协作，网络创新的特征的完备产业体系，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率，同时也为扩大招商引资规模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在微观的层面，实现企业“归核化”。企业“归核化”是中部崛起竞争力提升的基础。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盲目多元化会影响企业的寿命，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大企业都经历了一个归核化的过程。中部地区企业要做大做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降低企业多元化程度，收缩主营业务，“回归主业”，推进主业重构，提升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创新需要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

一是研发自主技术，二是打造自主品牌。中部地区国有企业比重大、制造业份额较重、产业技术层次低，品牌战略观念薄弱，因此只有研发自主技术，打造一批有特色的自主品牌，才能走出价值链的低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这也是“中部崛起”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

社会要推进区域文化的创新，需要在四个方面重塑中部文化：

中部地区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良的人文传统，这是中部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但中部文化资源中，创新创业文化不够，富有开拓创新企业家精神的企业领导者缺乏，阻碍着经济发展。在此，温州模式是值得借鉴的，温州模式是民营经济和区域发展的经典模式，创新文化和创业精神是温州模式的品牌。

辜教授指出，在推进中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要着力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和重塑：一是在市场竞争中，变独赢为多赢；二是在财富观念上，变守财为守信；三是在经营管理中，变多变为坚守；四是在处事态度上，变重名为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