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新型城镇化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教授就这一问题接受了相关媒体专访，并指出：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十八大精神确立的“城镇化新政”，不仅标志着我国改革的新起点、传递着平等的新理念，更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红利。

辜胜阻认为，城镇化是中国下一个黄金十年的最大机遇，城镇化趋利避害要“五防”。一防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避免城镇化“拉美化陷阱”而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坚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二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味追求城镇化高速度和规模扩张，要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方针。三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镇化不能背离“美丽中国”而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四防城市市民-农民工新二元结构的长期固化，避免“钟摆式”“候鸟型”乡城人口流动导致的“半城镇化”的过高社会代价。五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城镇居民的消费被过度房价和房租挤出。

辜胜阻表示，这一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特点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对于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来说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当前推进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有三大特点：一是面大量广有长期性。现在有近2.5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基本解决农民工中存量和增量的市民化至少要用十年时间。二是高成本。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三是难点在于稳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市民化的坚实基础是要有就业机会。要营造良好创业环境，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

辜胜阻强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县市管理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改革。一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二元制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户籍制度构筑了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有研究表明，附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户籍制度改革要分类指导，因城而异：特大城市不可能一时完全放开，但可以推进农民工在一些领域与市民同权，中等城市则应积极地放开，小城市、县城等更是可以完全放开。二要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土地资本化进程。三要推动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城镇化建设。四要推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努力使城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要改革县市管理体制，扩权强县，做大县城，适当增加新的城市，发展一批发展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中小城市。